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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人和江左人的支持,也赢得了以老越国公杨素为首的以弘农杨氏为核心力量的河洛贵族集团的支持,毕竟迁都洛阳受益最大的就是弘农杨氏和河洛贵族集团,另外以元氏和八姓勋贵为首的虏姓贵族集团也非常支持,原因是自虏姓汉化以来,他们的根就在洛阳,而以军功崛起的以武川集团为代表的新兴虏姓贵族集团则发迹于关陇,与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这严重限制了以元氏和八姓勋贵为首的虏姓贵族集团的发展空间,而迁都洛阳,必然能让他们在“大蛋糕”上分配到更多利益,这给了他们支持迁都洛阳的动力。
圣主主政后,迁都洛阳的决策很快制定,并迅速开始实施,但阻力之大是可以想像的,而老越国公杨素理所当然成为冲锋陷阵的选锋将,为突破重重阻力,他必须赢得更多政治势力的支持,所以他在政治上向山东人和江左人做出了更大的妥协,这进一步激化了他与关陇本土集团之间的矛盾,加快了关陇集团内部的分裂。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圣主和激进改革派马上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以压制老越国公杨素和河洛贵族集团来赢得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妥协,然后又以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妥协来迫使河洛人妥协,如此一来朝堂上的保守力量就步步退却,而改革派则大步推进,在短短时间内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中央集权的道路上越走越快。
老越国公杨素病逝后,留下来的庞大的政治遗产由小越国公杨玄感继承,而圣主和改革派若想把激进改革进行下去,就必须维持现有政治格局不变,于是理所当然扶植小越国公杨玄感,让河洛人和关陇本土人继续争斗下去,让朝堂上的保守力量始终形成不了一个统一的政治联盟,但是,这又是一个削弱保守力量,加快激进改革的机遇,所以这种扶植是有限度的,既不能让小越国公杨玄感像他父亲一样权势倾天以致于可以直接影响到国祚命运,又不能让小越国公杨玄感失去了与关陇本土人长久抗衡下去的实力,以致于影响到了中央集权的建设。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圣主既要信任和器重杨玄感,又要如臂指使地控制杨玄感,最好是让杨玄感成为他推进大一统改革的锋利武器,于是对策就是拉拢和遏制,一方面委以重任,礼部尚书,中枢核心,极尽恩宠,一方面则坚决阻止他统领军队建立战功,持续削弱由老越国公杨素遗留给他的“军方遗产”,所以不论是兵部尚书段文振极力举荐,还是杨玄感自己积极争取,圣主都坚决不给其领军的机会。
当然了,圣主信任和器重杨玄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维持弘农杨氏这个豪门大族的政治地位。杨氏皇族和弘农杨氏同气连枝,是血脉亲人,是树于和树根的关系,两者互相依存,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虽然从历史上来看,但凡与皇权紧密相连的宗室、外戚都不靠谱,手足相残兄弟阋墙之惨剧比比皆是,然而弘农杨氏毕竟是皇族的根基所在,国运要旺,皇族要兴,首先根基就要牢固,土壤就要肥沃,所以弘农杨氏只能发展壮大,不能因噎废食,这一点毋庸置疑。
杨玄感的政治处境就是“冰火两重天”,改革派要打击他,关陇本土贵族集团也要打击他,在左右夹击中,圣主仗义援手,但圣主的“支援”是有代价的,实质上就是“趁火打劫”,要把他变成推进大一统改革的锋利武器,要把他化作中央集权制的铺路石,总之一句话,大家都在利用他,都在消耗他,抢劫他,等到大一统改革完成了,中央集权制建立了,他的利用价值没有了,他和他的政治集团也就走到了末路,保守的腐朽的衰落的,一定会被先进的新生的旺盛的所代替。
杨玄感只有抗争到底,他所要维持的不是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豪门的利益,而是整整一个贵族集团的利益,所以他没有选择,所以圣主和改革派对他始终保持着警惕,就像当初对老越国公杨素始终保持着高度戒备一样,没有人愿意做一个关在牢笼里的任由宰割的“囚犯”,杨玄感也不例外,他也会愤怒,也会反抗,至于何时“冲天一怒”,就要看“底线”在哪了。
在二次东征期间,对杨玄感的使用有三种意见,一是把他留在东都,但潜在威胁太大,谁都不放心;二是随圣主东征,但圣主又不愿给他领兵权,不愿给他建功的机会;最后折衷意见就是坐镇黎阳督办粮草,把他和二次东征的胜负绑在一起,捆住他的手脚,若二次东征出了问题,他就是最好的替罪羊,可以乘机打击削弱他,反之,他的功勋也不大,不足以支撑他发展壮大。
然而,事实证明,圣主和改革派终于触及到了杨玄感的“底线”,圣主和中枢的决策出现了致命错误,杨玄感造反了,在圣主最需要杨玄感的时候,在国祚命运最为关键之刻,在他本应该与圣主齐心协力,与国祚生死与共的时候,他背叛了圣主,背叛了国祚,带着弘农杨氏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弘农杨氏是皇族的根基,与皇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根基衰败了,死亡了,皇族的命运可想而知,国祚的命运可想而知。
来护儿极度震惊,就震惊在此。杨玄感造反,就等于弘农杨氏造反,而弘农杨氏造反,岂不等于埋葬同根同源的皇族,埋葬自己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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