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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
随着政权稳定和“退功臣、进文吏”措施的实施，他开始大规模地培训和使用学习型、知识型和学者型的干部。
刘秀本人就是太学生出身，起兵后他也是倚马赋诗、出口成篇，投戈论道、口若悬河，性格气质非常儒雅，正如一位伟人所说，他是学历最高的皇帝。
现在，他冷静而清醒地看到，打天下靠拳头，自己身边的这些徒弟、粉丝们立下了汗马功劳，该让他们安享晚年了；而治天下靠头脑，自己身边的这些徒弟、粉丝们并不见长，该让文化人脱颖而出，大显身手了！
所以，在统一大业基本完成之后，刘秀确定了“柔道治国”的战略思想，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以“文吏”为主体的干部队伍建设上。
所以，这位伟人非常感慨地说，正确的路线确立以后，干部是决定一切的。
我们先说一下刘秀的“柔道治国”，再来具体看看他是怎样用人的，可以理解得更加深刻些。
那就先说说他几次回故乡的故事吧，因为“柔道治国”的理念贯穿他在位始终，平时光做没说，唯一一次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就是在他回故乡跟乡亲们聚会的时候。
刘秀一生最喜欢去的有3个地方：一是前汉国都长安，那儿是刘汉皇统的发源地，有前朝11座皇陵，他去那儿当然是为了彰显皇室血统；二是曲阜，那是孔子的故乡，他去那儿顶礼膜拜孔子是为了彰显自己崇尚儒学、重视教育、尊重人才的政治理念；三是故乡南阳郡蔡阳侯国舂陵乡。
正如早先所说，刘秀出生在济阳、童年生活在南顿，这儿是他老爸当县长的地方；读书在萧县，这儿是他叔叔当县长的地方；而他从太学结束学业当回乡知青，还是在家乡舂陵，他在这儿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方式方法，正式长大成人。
由于太忙，刘秀不可能每年都回家乡，有限的几次，历史记载得很清楚、很明白。
公元27年，也就是他登基3年了，虽然围剿各地割据势力的战争还在继续激烈地进行，但他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可以掌控天下。
于是，当年10月，他称帝登基后首次返乡，祭祀祖庙，在老宅子里设宴款待家乡父老。
（祠园庙，因置酒旧宅，大会故人父老。）
这一下，刘秀当然是衣锦还乡，引起乡亲们极大的震动！
当年，那个勤勤恳恳、文质彬彬的乡下小伙儿，几年不见，现在是威风八面、一呼百应的皇上了！
当然，刘秀不光给家乡人民极大的荣耀，还随即、陆续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把舂陵乡升格为章陵县，用自己祖陵的名号“章陵”来命名，跟前汉皇陵接轨，彰显自己的皇室血统；同时，他下令比照前汉高祖刘邦对家乡沛县的做法，免除家乡的税赋徭役。
这些，都是帝乡所独享、其它地方不可能得到的特殊待遇。
顺便，刘秀还下令免除济阳县2年的徭役，也是对自己出生地的回报。
公元35年3月，刘秀讨伐巴蜀的战役进入僵持阶段，他在百忙中第2次还乡，主要是祭祀自己的祖坟。
公元41年，全国大规模的战事结束，国泰民安，形势一片大好，刘秀腾出大量精力处理家事，年内两次回故乡。
4月，春暖花开之际，刘秀带着皇太子刘彊、东海公刘阳等一批儿子南下，一边巡视工作，一边打猎，第3次回到故乡。
这时候，国事形势大好，而刘秀的家事却烦恼不断：皇后郭圣通正在耗尽他的耐心，他已经拿定主意，决定尽快易后、易太子。
所以，刘秀这次带着儿子们出来，也有观察、考察他们的意图。
所以，刘秀这次回家乡，满腹心事、行色匆匆。
但是，6个月以后的当年10月，刘秀第4次回到家乡，完全又是另一种心情！
日前，他顺利地废皇后郭圣通为中山太后，立贵人阴丽华为皇后。
他虽然没有立即废刘彊、立刘阳（后来改名刘庄），但这哥儿俩调换位置的事儿，连地球人都知道，只是时间问题了。
以调整皇后人选为中心的外戚的政治力量和利益格局已定，整个家务事儿就好办多了。
所以，刘秀这次回家乡心情很舒畅：他在家乡整整住了2个月，跟家乡的老少爷儿们近情欢聚！
这段时间，刘秀主要干了3件事儿：
一是建筑，新造和整修旧居、祠堂，让过去的亲戚邻居都能享受到皇家的阳光雨露；二是赏赐，或多或少，见面有份，让家乡的老少爷们都能粘点儿皇家的光，得到点儿好处；三是喝酒，经常设宴款待父老乡亲，大家开怀畅饮，愉快地回忆往年的时光。
完全可以说，刘秀在这段时间里是非常开心的、非常率性的，他放下了皇帝九五之尊的架子，放下了自己的面具，像一个游子回到慈母的怀抱那样，彻底地休息、彻底地放松、彻底地愉悦。
有一天，刘秀再次宴请家族中的长辈，大家把酒欢笑，毫无禁忌。
也不知道酒过了几巡，反正到了酒酣耳热的时候了，几个婶子大娘直接喊起来刘秀的小名，发起了感慨和议论，说：
“文叔小时候谨慎诚实，忠诚厚道，哪儿都好，就是性情温柔了一点儿，没想到能混到今天这个样子！”
（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惟直柔耳；今乃能如此！）
刘秀听了哈哈大笑，回答道：
“我治理天下，就是要用柔道来进行！”
（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这样，在柔道治国的战略思想主导下，为了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刘秀就花了极大的精力用在干部队伍建设上，努力营造一种任人唯贤、人尽其才的政治环境，培养使用了一大批文吏、循吏，效果很好。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稍微多说几句了。
用人是当权者的核心权力，是一个政权的核心业务，也是决定一个政权及其当权者能够走多远的关键因素。
当然，用人也成为衡量一个政权及其当权者健康程度、人文成色和文明指数的关键因素。
应该说，“任人唯贤”、“人尽其才”之类的用人原则，经过千百年历史的检验，是必需的、是好使的、也是在不同政权里都能用的，这个道理，即使混蛋如王莽也不是不知道。
问题的要害在于，在现实中这些用人原则都是被人所用的，当权者往往是以利益为圆心、以自己的个人需要为半径划圆的，所用，在一些人那儿，这些本来很好使的原则就成了抹桌布，需要用了就拿来擦擦，用不着了就随手扔掉。